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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道配资徐奇渊：扩内需与对外政策紧密相关以外促内、以内稳外｜首席对策

近日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一组数据令人关注：2025年前11个月，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.08万亿美元，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，这是一个具备里程碑式的成就，不仅在中国外贸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，在全球贸易史上也属首次。尽管面临美国关税围堵和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及逆全球化的双重压力，中国出口仍保持强劲增长，前11个月出口额达3.41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.9%。

顺差创新高之后，中国外贸继续发展的前路在何方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们要“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”的认识下，我们需要内外共同发力，即保证竞争力，又扩大更多、更广的合作空间。

2025年中国出口超预期增长，中国经济韧性能否持续转化成中长期的增长动力？扩大内需上升为首要任务背景下，如何判断明年对外政策取向？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，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关税战的背景下，万亿美元顺差有何意义？怎样从规模的基础上跨越到质的提升？如何吸取其他国家应对巨额顺差的经验和教训？第一财经《首席对策》专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奇渊。

徐奇渊的主要观点：

制造业全球份额未受贸易战影响并在美国以外落地开花

企业竞争力要进一步转化为标准制定能力

形成以外促内以内稳外的总体政策

明年中国与非美国家之间地缘经济压力会更突出

万亿贸易顺差并不包含服务贸易失衡没有那么大

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仍明显低于4%标准

服务贸易是出口提质的必争之地

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大国际区域内循环

明年美债或将总体稳定但一旦通胀超预期将加剧波动

明年外贸继续稳定增长但经济拉动作用减弱

2026年投资增速将实现低位回升

与往年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重要转变？

第一财经：徐老师好，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。首先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部署，在您看来本次的会议跟以往的会议相比来说有哪些不同和转变？

徐奇渊：我就讲一下跟2025年的对比，今年是202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，跟上一次会议相比重要的区别。一个是我们对于治理内卷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，还有对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也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政策框架。还有在扩大内需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政策抓手，包括对服务业的重视，必须要苦练内功，来应对外部挑战，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的经济斗争，这个是放在当下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外环境、内外工作的结合的视角，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点。

特别强调突出要践行贯彻正确的政绩观，这个正确的政绩观，特别强调GDP不能是有水分的，而且是对民生要可感的，要让老百姓体会到民生有体感有温度。

制造业全球份额未受贸易战影响并在美国以外落地开花

企业竞争力要进一步转化为标准制定能力

第一财经：外贸虽然整体的数据没出来，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前11月份的数据已经是在我们顶住贸易摩擦的基础上，基本上能完成5%的左右的目标了，然后您之前也是提到我们外贸超预期完成，是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经济的韧性非常强，那么接下来您觉得韧性能否持续转化成中长期的一个增长的动力？

徐奇渊：第一点，它肯定说明我们的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确实是超强超预期的，在全球的份额不仅没有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，而且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落地开花。

我们原来自己一个技术的模拟和测算，在去年特朗普刚刚当选，他宣称要对中国加60%的关税，我们当时测算中美之间的贸易会下降60%-70%，全口径的中国出口增速会下降13个百分点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没有下降13个百分点，而且还增加了5个百分点左右。

第二个是通过我们企业的竞争力，把竞争力转化为标准的制定能力。我们现在产供链已经延伸到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一些国家了，这些国家生产的时候，它的技术标准、认证能不能用中国的我们制造业的标准来生产。所以将来我们也要逐渐地往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去走，这个往高端走，除了研发设计以外，就是标准的输出。那就需要我们国内工业制造业的技术标准先成熟，而且占据话语权，这样就会形成我们工业制造业的韧性可持续，而且是超出我们的行政版图扩大到更大的一个经济版图。

形成以外促内以内稳外的总体政策

明年中国与非美国家之间地缘经济压力会更突出

第一财经：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有一句话，我们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们认识到了要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，同时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是把扩大内需放到了八大任务之首，在我们扩大内需是第一任务的情况下，你怎么来判断明年我们对外的一个总体的政策取向？

徐奇渊：扩大内需其实跟对外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，因为这是两个统筹。我给它总结为以外部的压力来促进国内的一些改革。这个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供给领域，其实在需求端也有很多需要推动的结构性改革。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服务业，对应的教育、医疗，包括收入分配，它都是结构性改革，但是它对需求端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我们释放扩大内需，这个是外部的压力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改革的动力——以外促内。

同时第二个方面就是以内稳外。我们要通过国内的这些结构性改革，把我们的一些机制体制的问题理顺，让我们外部失衡的问题得到一些改善。

在未来可见的一年，总体上中美的关系基调是稳的。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相对来说浮出水面，或者紧迫性更加突出了：就是非美国家对中国的刚才说的顺差的问题。在2026年我觉得一个主题词就是中国外部环境，更多的压力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压力，转向中国和非美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压力。这个压力是比较突出的。

中国遭受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有2/3来自非美国家，就是来自欧洲，包括东南亚，还有印度，包括拉美这些国家。明年可能其他国家的对于中国的反弹会上升，所以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，我们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产能，我们的顺差是造福世界的。比如说绿色的产能，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，去减排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，它承担不了欧美的那种产能的高价格，中国的绿色产能不仅是性能更好，而且成本也更低，所以更具有包容性。

万亿贸易顺差并不包含服务贸易失衡没有那么大

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仍明显低于4%标准

第一财经：您刚才也提到了顺差了，我们看到前11个月的海关数据，我们的出口顺差已经到了1.08万亿美元，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顺差了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尤其是在现在已经有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？

徐奇渊：这个含义是非常明显的。一方面还是前面讲我们中国制造业企业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是超强的，这个不用再多说。实际上从顺差的结构，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商品贸易的顺差。如果看服务贸易，咱们在25年逆差大概是接近2300亿美元，所以减掉以后顺差就下降了。而美国那边它的服务贸易顺差更大，所以它的逆差有所缓解。

所以总体上，当我们讨论全球失衡问题的时候，如果只是考虑商品贸易项，这个是不完整的。我们要把服务贸易加进来，它跟商品贸易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跨境的提供生产的一些或者是服务。所以两个相加了以后，失衡程度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。

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顺差绝对规模持续增加的同时，我们GDP规模也在扩大，我们的经常账户顺差除以GDP比例，过去多年在2%左右，最近高一些，今年前三季度是3%左右。

但是现有的国际规则，上一轮是在2010年，就是金融危机以后，在韩国首尔峰会G20峰会上面，大家讨论得到一个共识，就是形成一个参考性指南，不是强制的，也没有惩罚的。要求经常账户顺差不能超过GDP比例的4%，我们仍然远远、明显低于刚才说的4%这个规则。

服务贸易是出口提质的必争之地

第一财经：所以您怎么来评价我们现在万亿顺差的整体的质量，或者说是怎么来从规模的基础上跨越到更高的一个质量的基础上？

徐奇渊：我们现在叫“贸易强国”。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是“贸易强国”？首先强国体现在出口这个环节，就是它的增加值率比较高。就是同样出口100块钱，我从100块钱里边得到的好处，有的国家是30，有的国家50。

那么增加值包含哪些？除了企业赚到的利润以外，还有工人的工资，土地的租金、银行的利息、政府的税收，这些都是增加值，所以出口相同的100块钱，我们增加值率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过去一些年，我们增加值率一直在提高，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提升的空间，这是第一点；第二点是我们看到，刚刚讲过的贸易顺差有1万多亿美元，但是服务贸易是逆差2300亿美元，服务贸易通常就被称为是无烟的工业。服务贸易增加值率非常高。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仅仅要着眼于做世界工厂制造业强国，服务贸易这个领域是将来也是必争之地。

顺差不是目标加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

第一财经：所以我们如果服务贸易把它做得更大的话，我们可能甚至有更高于1.08万亿的一个出口的顺差。

徐奇渊：对，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，非常关键。顺差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我们的政策不是以顺差为终极目标的，所以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，除了出口增加值率要提高，还有服务贸易要做强以外，还有一个是进口。

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能跟过去一样，像小型经济体这种发展模式靠出口创汇，我们其实同时还在推人民币国际化。因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，因为美元这个体系的可信度在下降，安全性也在下降。

如果是顺差国，在推货币国际化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个是贷款，把钱借给别的国家；还有一个是投资，直接投资投到别的国家，最后都会变成借的钱会变成利息回流，你的投资也会变成利润回流。实际上最后顺差这个钱还是回来了。我们特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从天然的角度来说，国际收支，先不说逆差，就是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是有利于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拓展。

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大国际区域内循环

第一财经：您说到顺差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好事，就让我想了两个国家，一个是日本，一个是德国。对于日本和德国，我们会能吸取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，或者能借鉴什么样的经验？

徐奇渊：对这个问题非常好。它们两个国家在同样“广场协议”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德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大大拓展了德国的经济腹地，欧洲的6个国家就组成了煤钢共同体，卢森堡、比利时、荷兰，还有法国、意大利、当时的西德，这些国家，从煤钢共同体作为基础，逐步拓展到欧共体、共同市场，共同关税，然后再往外扩变成了欧盟。

日本也提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，包括推动东盟+中日韩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也在推亚元，但是因为日本的政治不独立，受到美国的干预，始终没有成为地区主导国家的角色。但是总体上给我们一个启发，就是中国在现在，我们除了做国内循环，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，我给它叫做“国际区域的内循环”。

怎么把周边国家纳入到我们经济循环的体系当中，把东盟，包括日本、韩国，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水平再更加提升一些。这样我们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所对应的经济体量、市场经济的腹地就不是中国。本身就很大了，能够再拓展，往外拓展一大圈。

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和准入尤其是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

第一财经：综上所述，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我们在整体世界的贸易格局当中的地位、角色。因为我们都说对外开放要强调“共赢”，对咱们的进出口结构，吸引外资的策略，它怎么调整才能既保证竞争力，又能扩大合作的空间？

徐奇渊：第一个就是扩大我们国内市场的一个开放和准入，改善营商环境。这个营商环境在制造业领域其实进展是比较大的，包括我们最近这两年也提到，制造业的准入，负面清单已经基本要清零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。

另外一个就是政府采购，还有我们的服务业准入放开，现在是更迫切、更重要的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。因为发达国家跟中国相比，它的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，已经主要的不在制造业了，就像汽车可能比较优势都没了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哪里？就是服务业。它的教育、医疗，包括法律、金融、会计、专业服务，日常生活的服务等。发达国家它的通常服务业占比都比较高，尤其像美国，所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，能够让发达国家的这些跨国公司看到更多的商机。

明年美债或将总体稳定但一旦通胀超预期将加剧波动

第一财经：您上半年提到的一个观点，您说中国需要关注美债面临的潜在风险，那么差不多这一年过去了，您觉得我们现在风险控制怎么样？明年我们如果以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重点要提防哪些不确定性？

徐奇渊：我们从官方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一直在关注美债的这种安全，它的安全性问题，在做一些优化。从今年下半年还有明年全年来看，我觉得比4月份对等关税刚出台的股、债、汇三杀来说，这方面压力是缓解的。从明年一年的时间来看，美债总体上还是能够总体稳定。

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风险点，就是刚才你问到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于居民部门、对于投资者来说要关注的，就是美国明年的通胀可能超预期：明年关税效应对于美国国内零售端的商品价格上升，会体现得更加明显，对消费者购买力的侵蚀体现会更加明显；“大而美”法案在今年通过了，花钱的大年是在明年；还有AI算力投资还在加码。如通胀超预期，它的货币政策就会面临比较困难的一个选择，它国债市场的波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。

尤其是过去这些年美债市场的持有者，作为长期投资者，稳定投资者的这些机构，还有海外的这些主权财富投资基金，商业银行的持有占比在下降，反过来就是一些对冲基金，一些短期投资者，持有的美债比例在上升。所以美债市场的波动性比以往加剧了。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触发点，比如说美国的通胀在明年超预期，货币政策出现一个相应的调整，对应的利率调整，还有美国资产价格的一个重估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明年外贸继续稳定增长但经济拉动作用减弱

2026年投资增速将实现低位回升

第一财经：您对明年的判断如何？如果要是我们2026年还是面临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冲击的话，我们如何来稳定我们可能相应的一个预期的目标？

徐奇渊：我们如果要维持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增长，外贸这一块可能很难起到2025年这样拉动1.5个百分点的作用。这个肯定还是正向的一个增长，但是作用可能很难再保持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了。所以内需在26年要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这里边就有需求，消费需求和投资这两个方面。

今年我们看到消费需求是前高后低，最近这几个月增速明显下降了。投资在下半年也是出现了负增长，固定资产投资，这个引起了市场的关注。但是明年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有望实现一个回暖。所以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下降转负的过程当中，会看到其他对应的宏观指标，其实总体上还是可以的。比如说物流、人流、信息流、资金流，在中央财办负责同志在解读经济工作会议的问答里边也讲到了，其实资金、物流、人流和信息流这些都是有具体数据的，都是增长比例还是可以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确实下降了，确实下降以后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企业利润在回暖，因为我的内卷减少了。所以 PPI负的幅度也在收窄，利润也在改善，所以预期到明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会比今年更好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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